嘉靖二年（1523年）3月21日，明朝水军和葡萄牙人战舰在广东江门新会西草湾爆发激战，明军最终俘虏别都卢、疏世利等42人，斩首35人，缴获战舰2艘，史称“西草湾之战”。这场海战规模不大，明军收获不小。在缴获的葡萄牙战舰上，“获炮曰佛郎机”，由此拉开了明朝火力大跃进的序幕。

佛郎机炮

佛郎机炮是一种后装滑膛加农铁炮，由炮管、炮腹和子炮三部分组成。开炮时，将事先装好火药和弹丸装入子炮，随后把子炮放了炮腹，用炮管上的准星和照门瞄准后，引燃子炮火门发射弹丸。与常见的火炮不同，佛郎机炮的炮腹粗大，炮尾有舵杆，方便炮管转向。

上图_ 佛郎机是明代正德年间利用欧洲技术制造的大型后装火炮

佛郎机炮的特殊结构，具备了诸多优势。首先是射速快，由于采取了弹炮分离的设计，佛郎机炮射速快。重型佛郎机炮“无敌大将军”配有三个子炮，据实操测算，前三炮总共花费了不到20秒。其次散热快，佛郎机属于后装炮，炮管前后相通，加上炮壁薄，增强了持续射击的能力，同时降低了火药自燃的风险。第三安全性高，子炮的火药容量恒定，避免了炸膛的风险。最后是炮管寿命长，由于子炮承担了一定的膛压，无形中延长了炮管的寿命。

明朝获得佛郎机炮之后，开始进行仿制和改良，先后开发出舰炮，城防炮、战车炮、野战炮、步兵枪、骑兵枪等火炮，大小不一，种类齐全，总数达三万余门。嘉靖末期，佛郎机炮已经成为明军的主力装备之一。明末，明军冷热兵器的比例达到3：1。

上图_ 15世纪的 佛郎机

有了这批装备，朝廷对军队进行了改革。明军升级为冷热兵器混编的新型军队，在长城沿线建立火炮防御体系，同时，加强军队射击训练和战术协同。佛郎机炮的出现和普及，改变了明军的装备面貌，提高了当时的火器制造水平，明朝和西方国家站在了同一条起路线上。

佛郎机炮尽管性能先进，普及率高，但存在着设计上的先天不足。受到当时技术水平的限制，佛郎机炮的子炮和炮腹之间气密性不佳，导致火药气体在炮腹外泄，造成火炮射程较短。在敌人骑兵高速冲锋时，不足以压制对手。这为后起之秀的红夷大炮抢占C位，提供了契机。

上图_ 明朝时的红夷大炮，最初为仿造荷兰重型前膛

红夷大炮

约1620年，英国东印度公司“独角兽”号战舰，在广东阳江附近海域遭遇台风，战舰受损沉没。五年后，渔民捞到了战舰上的炮弹。广州府推官的邓士亮得知消息，组织装备有绞车和滑轮的打捞船，雇佣精通水性的渔民，打捞出18磅舰炮三十六门。邓士亮随即将其中的二十四门炮运至北京。

当时，明朝把荷兰人和葡萄牙人称为“红夷”，因此，这种新出现的火炮称为“红夷大炮”。与佛郎机炮最大区别在于，红夷大炮是前装滑膛铜炮。除此以外，它的射程是佛郎机炮的两倍，达到一千米，最远射1500米，同时，具有威力大、炮管长、精度高、管壁厚等特点，红夷大炮的性能很快在实战中得到了检验。

上图_ 明末辽东形势图

天启年间，辽东局势危如累卵，努尔哈赤率领后金军队大有叩关入京之势。面对不利局面，袁崇焕挺身而出，提出“凭坚城，用大炮”的策略。他在宁远筑城备战，从北京调来新列装的十二门红夷大炮，架设在城墙上，初步建立起城防火力体系。

明天启六年（公元1626年）正月二十三日，努尔哈赤率六万后金军，围攻宁远。袁崇焕指挥红夷大炮向城北后金大营猛轰，“火星所及，无不糜烂”，后金军死伤甚重。后金军连攻数日，遭到红夷大炮的无情打击，付出了惨重代价。二十六日，后金军被迫撤退。此战，后金死伤1.7万余人，明军取得了对后金作战的重大胜利。

上图_ 袁崇焕（1584年—1630年）

朝廷意识到红夷大炮的重要价值，但数量不足，无法满足当时的战略需要。而远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拿到暂住证之后，出于安全的考虑，葡萄牙人在险要位置先后修筑了九座炮台。嘉靖三十六年（公元1557年），伯多禄·卜加劳来到了澳门。他在西望洋山麓建起一家以他姓氏命名的铸炮厂，拳头产品就是红夷大炮。

在泰昌元年（公元1620年）和天启二年（公元1622年），明朝和葡萄牙先后两次有过军火贸易，成交了26门红夷大炮。只是在天启三年（公元1623年）四月的试炮过程中，发生了意外，炮管炸膛造成葡籍炮手若翰哥里亚身亡，军购推动人徐光启遭到弹劾，被迫告老还乡，明葡首次军购以差评告终。

上图_ 明朝天启四年制的红夷大炮铭文

有了宁远大捷的鼓舞，明朝再次对红夷大炮产生了浓厚兴趣。崇祯元年（公元1628年），崇祯复起徐光启，以李逢节和王尊德为代表，赴澳门采购红夷大炮，购得大炮七门，大型火铳三支以及西洋火枪三十支，还聘请了贡萨握谢德拉为首的专业炮手和技术人员，总计31人。自始，明朝不断海淘红夷大炮，总计购买了80多门大炮。

崇祯三年（公元1630年），登莱巡抚孙元化在登州建立铸炮基地，在葡籍技术人员的指导下，采用炮管冷却铸造工艺，改良了红夷大炮，性能远超欧美同类大炮，葡籍炮队的规模也扩大到40多余人。明朝对红夷大炮的关注，导致佛朗机炮受到了严峻的挑战。

上图_ 佛郎机大炮

佛郎机炮和红夷大炮并不是竞争关系，而是共生互补的关系。

表面上看，红夷大炮性能胜过佛朗机炮一筹，其实它也有短板。红夷大炮质量重，不利于机动，只能作为定点火力支撑点使用，而且红夷大炮是前装炮，射速慢，无法持续射击。因此，两款火炮快慢搭配，注重射程的同时，兼顾机动，扩大火力覆盖范围，形成完整火力体系。

然而清朝并未认识到这一点，一味迷信射程，重红夷大炮轻佛郎机炮，导致在十八世纪后佛朗机炮在清军装备中消失，最终成为弃儿。红夷大炮抢位成功，并不代表清朝能笑到最后，反而上演了一幕时代悲歌。

上图_ 清军的红夷大炮

十九世纪中叶，西方国家火炮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，制造工艺普遍采用车床精密加工，配件和炮弹同样做到了标准化和精细化，就连普通的黑火药性能都大幅提升。在拿破仑的推动下，炮兵理论也有了新的突破。

相较之下，两款性能先进的火炮，在清朝并没有得到改良。手工造炮，质量难以控制，普通炮卒缺乏专业技能训练，整体技战术全面落后西方国家。迟暮的红夷大炮和衰落的清朝国运，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，结伴而行，垂垂老矣。

作者：计白当黑 校正/编辑：莉莉丝

参考资料：《明史》《清史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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